研究手语的人很多，他为什么坚持把研究权交回聋人社群？

Nick Palfreyman用63分钟讲完自己的教授之路。真正让我停下来的，不是“聋人教授”这个头衔，而是他一次次追问：谁有权研究、解释并保存一门手语？

研究一门手语，摄像机该由谁拿？

词典里的释义，谁说了算？一名外来的大学研究者，带着经费、方法和发表渠道进入社群，最后留下的是论文，还是一支能继续工作的本地团队？

Nick Palfreyman在2026年5月21日的就职教授讲座里，没有把这些问题藏在“学术成果”后面。他直接说，自己在印度尼西亚做研究时，并不是社群内部的人。

这句话很轻。

分量却很重。

先别急着数“世界上有多少种手语”

讲座一开始，Nick先拆掉一个老问题：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一种手语？

当然不是。

不同国家、城市、学校，甚至同一座城市里的不同年龄群体，都可能使用不一样的手语词。语言会迁移，会借用，会改变声望，也会在年轻人的手里加速变化。

Nick长期研究++印度尼西亚手语BISINDO++。在讲座展示的一个项目里，团队记录了来自不同岛屿的183位手语使用者，标注超过10万个手语实例，并整理出约2000个词典词条。

数字够大，但有意思的不是数字本身。

比如“1000”，同一地区可以出现四种手语表达；表示“工作”的词，也可能受到美国手语、学校教育和年龄差异影响。把外来词形从数据图上拿掉，老一代使用的传统形式便浮出来——像剥开语言的几层外衣，里面藏着迁移、教育和社群接触的历史。

这也是我看这场讲座时第一个被纠正的地方：手语研究不是给动作贴标签。它研究的是一门语言怎样在真实生活里改变，以及使用者怎样借语言表明“我是谁”。

==变异不是错误。==

有时，它就是历史留下的指纹。

摄像机交出去以后，研究才真正开始

Nick在印度尼西亚合作建立了@@PUPET@@，全称Pusat Penelitian Tuli，可理解为聋人研究中心。公开论文的致谢里，Muhammad Isnaini Nur Hidayat和PUPET被明确列为合作伙伴。

这里的变化不只是一家机构多了几台摄像机。

过去常见的研究关系是：大学的人提出问题、设计项目、收集语言材料，再回到大学分析和发表。当地聋人出现在录像里，却未必能决定要研究什么，更不一定能读到最终论文。

PUPET想改的是这条路径。

当地聋人研究者拍摄自己的语言，学习整理语料、分析变异、举办会议，也在学术会议上报告成果。Nick在讲座里把目标说得很直白：%%不是让社群配合研究，而是把研究主导权逐步交回去。%%

说实话，这比“共创”两个字难多了。

经费掌握在谁手里？谁能写申请？谁懂大学伦理审查？论文使用哪种语言？当本地研究者更习惯用手语，而资助机构要求书面材料时，所谓平等合作很容易又绕回老路。

Nick给出的做法不完美，但很具体：少依赖书面语，多用视频和手语记录；让本地团队自己开会、自己报告；全球北方的大学可以帮忙搭桥，却不要代替全球南方社群决定方向。

我很喜欢这个边界。

&&搭桥，不接管。&&

一个人为什么会嫌弃自己从小用的语言？

讲座后半段，Nick讲到牙买加研究者Andre Witter。

Andre小时候使用@@Jamaican Country Sign@@，一种来自牙买加乡村社群的本土手语。进入学校以后，他接触到牙买加手语JSL。学校里的语言更有制度支持，也更容易被视作“正式”。Country Sign则被压到家庭和乡村生活里。

Andre一度觉得，自己从小使用的手语不够好。

这事儿并不陌生。很多口语方言也经历过类似命运：学校教一种，家里说一种；前者能写进考试，后者常被纠正。时间久了，人会把社会给语言的低评价，误当成对自己能力的判断。

参与加勒比项目后，Andre重新研究Country Sign，发现它有丰富的表达方式和自己的历史。后来，他在会议上用这门从小使用的语言作报告。

这不是“怀旧”。

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关于Country Sign的资料写得很清楚：这种语言曾因学校里引入的手语系统而声望下降，使用者减少；如今的记录与复兴工作，既在建语料库，也在确认它作为语言遗产的地位。

语言被看见以后，人的姿态也变了。

“谁在里面，谁在外面？”

Nick把讲座题目定为《Sign Languages Inside Out》。英语里的inside out既可以指“里里外外都懂”，也可以指把里面翻到外面。

他借这个双关问了第三层问题：研究者到底站在哪里？

他是聋人，是手语使用者，也是英国大学里的教授。进入印度尼西亚时，他与当地聋人共享一些经验，却依然是外来者；进入加勒比地区，他有方法和资源，却不能因此替当地人定义问题。

这不是一场“谁更有资格”的身份比赛。

真正要防的是：一个人同时拥有经费、术语和发表渠道以后，很容易把自己的解释当作唯一解释。

所以，外部研究者需要做的，不是装作自己已经成了“内部人”，而是承认位置、公开限制，并把能转移的能力转移出去。

换句话说，研究伦理不是最后一页的声明。

它藏在每一次决定里：谁按下录制键，谁给文件命名，谁能访问资料，谁出现在作者名单上，项目结束后设备和数据留在哪里。

一座档案馆，为什么要用当地手语说历史？

Nick如今参与的工作从印度尼西亚延伸到加勒比地区。Caribbean Deaf Histories Archive已经收录特立尼达和多巴哥、牙买加、圭亚那、波多黎各等地的聋人社群历史。

这个档案馆有一个很关键的选择：用当地手语记录并呈现历史。

过去，即使聋人历史被记录，也常由听人用书面语写下。材料进了图书馆，故事的主人却未必能直接阅读。视频技术让另一种档案成为可能——聋人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学校、家庭、迁移、工作与社群生活。

++档案不只是保存过去，也决定谁能进入过去。++

讲座里，Nick还提到英国本土的聋人历史：不只记录已经出名的人，也要记录普通聋人的20世纪与21世纪生活，包括与警方沟通、职场无障碍和身份表达。

我当时记下了一句自己的话：如果历史只留下名人，社群就会失去生活的纹理。

这可能说大了。

但一门语言若只剩词典，没有讲这门语言的人怎样生活、争论和改变，它确实会薄掉一层。

写在最后

Nick成为教授，当然值得祝贺。可这场就职讲座最打动我的，不是一个人终于站上大学讲台，而是他站在那里，花了很长时间解释为什么讲台不能只属于他。

研究手语的人很多。

愿意把摄像机、方法、署名和解释权一起交出去，才是真正麻烦的部分。

也正因为麻烦，才值得做。

一门语言不是等待学者发现的标本。它活在使用者之间，也应由使用者参与决定怎样被记录。

如果把这场63分钟讲座压成一句话，我会留下这个判断：好的研究不是替社群发声，而是让社群拥有继续研究、保存和解释自己的条件。

长视频观看提示： 00:00 校方介绍Nick的学术经历；约09:30 Nick开始讲《Sign Languages Inside Out》；约17:00 印度尼西亚与PUPET；约25:00 BISINDO变异案例；约44:00 加勒比聋人研究；约54:00 聋人历史项目；约57:00 现场问答。

视频来源： Nick Palfreyman，Inaugural Professorial Lecture，2026年5月21日直播，YouTube于5月22日上传。

资料参考： 兰开夏大学研究成果库；De Gruyter《Variation in Indonesian Sign Language》；University of Hamburg BISINDO讲座记录；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Country Sign资料；Caribbean Deaf Histories Archive；iSLanDS公开项目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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